名词点击实体经济、简政放权、战略性新兴产业

  包括农业、工业、交通通信业、商业服务业、建筑业、文化产业等物质生产和服务部门，也包括教育、文化、知识、信息、艺术、体育等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服务部门。而诸如房地产行业、金融业等则不属于实体经济。目前，我国全力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

  实际上，“实体经济”并不是一个专用术语，至少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看到这样的词语，有时候这个词语甚至被应用得很通俗化。

  实体经济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有形性、主导性、载体性。以物质资料和精神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为内容的实体经济，

  古往今来，乃至永远，人们总要吃饭、穿衣、行动、居住、看病、休闲等，而保证这些活动得以接着来进行的基础，则是各式各样的生活资料。那么，这些生活资料是由各式各样的实体经济产出的。如果实体经济的生产活动一旦停止了，那么，人们各式各样的消费活动也就得不到保障。

  同样，古往今来，乃至永远，人们不仅要生存，而且更要发展，亦即人们不仅要生活，而且还要生活得更好。保证人们生活得更好的物质条件，是由各式各样的更高水平的实体经济创造出来的。如果实体经济的更高级的生产活动一旦停止了，那么，人们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提高生活水平的基础。

  再同样，古往今来，乃至永远，人们不仅要生活得更好，而且还要使自己的素质得到全面的增强，如果实体经济的一些特殊活动形式一旦停止了，那么，人们也同样会从根本上失去增强综合素养的根基。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经济不断高度增长，但经济结构中，实体经济发展形态趋势并不容乐观。我国规模以上工业的平均利润率远低于金融行业和房地产行业。行业报酬结构失衡，使资本和其他各种要素更多地融入金融、房地产等领域，抑制了制造业的健康发展。

  近年来，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仍存在下行压力，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和防风险的任务还十分艰巨。为了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通过降成本、提品质、优化市场环境等综合手段，把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和吸引力提上去，要让做实业有前途。

  另一方面，国际上存在因为金融危机而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也警示我们不能忽视实体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对于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具有关键作用。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可以归纳为：实体经济借助于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依赖于实体经济。

  第一，虚拟经济影响实体经济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实体经济要生存、要发展，除了其内部经营环境外，还必须有良好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这个外部宏观经营环境中，就包括全社会的资金总量状况、资金筹措状况、资金循环状况等。这些方面的情况如何，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实体经济的生存和发展状况，而这一切都与虚拟经济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虚拟经济的发展状况如何，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第二，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加后劲。实体经济要运行、尤其是要发展，首要的条件就是必须有足够的资金。事实证明，虚拟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就不同，亦即虚拟经济发展的高一级阶段对实体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总比虚拟经济发展的低一级阶段对实体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要大一些。反之，则会小一些。

  第一，实体经济为虚拟经济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虚拟经济不是神话，而是现实。因此，它不是吊在天上，而是立足于地下。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无论是它的产生，还是它的发展，都必须以实体经济为物质条件。虚拟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实体经济，即发展虚拟经济的初衷是为了进一步发展实体经济，而最终的结果也是服务于实体经济。否则，它就成了既不着天也不着地的空中楼阁。第二，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提出了新的要求。实体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对虚拟经济的新要求，主要表现在对有价证券的市场化程度上和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上。当然，随着整体经济的进步，实体经济也必须向更高层次发展。否则，它将“消失”得更快。

  既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就必须对它们进行很好的处理，不然就会影响到它们的正常发展。那么，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关系的原则有哪些呢？一是一视同仁原则。既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都有其各自独特的功能，因此，我们就应对它们坚持一视同仁的原则，而不能对任何一方采取歧视态度，以免顾此失彼。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正是因为之前对实体经济的重视度不足，造成了失衡状态，违背了一视同仁的原则。二是统筹兼顾原则。二者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因而就不应该对它们任何一方采取偏颇的态度，在宏观经济的规划上，在战略的部署上，在人才的培养上，在措施的运用上，都应统一谋划。三是均衡发展原则。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都对整个市场经济有促进作用。这就决定了在它们的速度发展上，在它们的规模形成上，在它们的比例确定上，在它们的计划安排上，都应相互兼顾。四是协调一致原则。经济发展的实践已经并将还会告诉我们，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毕竟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经济形式或形态，它们各自的运行方式、经营特点、行为规范、内在要求、营销策略、服务对象等，都是不尽相同的。在这种情况下，两者之间就有极大的可能会出现或产生矛盾。其具体表现是，要么是实体经济脱离虚拟经济而独自发展，要么是虚拟经济超越实体经济而“突飞猛进”。事实证明，后者是主要现象，其结果就是所谓的“泡沫经济”。因此，为了防止和遏制泡沫经济的产生或出现，就必须要强调协调一致的原则。

  目前，我国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根基，建设好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1.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使科技创新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份额不断提高，现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断增强，人力资源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断优化。

  2..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必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营造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发展环境和社会氛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最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生产端入手，重点是促进产过制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3.对行业布局、地区结构以及国家所有制进行调整，努力推进现代企业制度，要使国有资本活起来，在流动中优化配置，充分发挥其对实体经济的贡献。应通过政策性扶持、鼓励民间风险投资等多种方式，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进程，以技术商品化为特点、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快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促进实体经济的稳步发展，为虚拟经济的发展提供充分的保证。

  简政放权指精简政府机构，简化政务，把一部分行政审批权取消或下放给下级政府，把经营管理权下放给企业。简政放权的放权对象既包括下一级政府,也包括社会、市场,改革的视角更加全面，其核心是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简政放权,精简的是束缚着市场主体的“无形枷锁”和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有形之手”,放活的则是企业的活力、发展的动力和全社会的创造力。

  简政放权是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开始阶段，针对政企职责不分、政府直接经营管理企业的状况，为增强企业活力，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而采取的改革措施。

  “转变政府职能”，是当前形势下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和重大举措，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到这一阶段的客观要求。

  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期，从出口导向到内需拉动，事关民生利益。形势倒逼我们必须从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着手，理顺权力运行关系，减少甚至剔除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种原生阻力。“把该放的权力放掉”，就是要激发制度和体制潜力，让改革释放出更多更大的活力，让民众享受到改革红利，这是拉动内需发展的前提和保障。

  发展是改革的目的，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每当出现大的经济变革的时候，政府总是率先进行自身的变革。如何处理好发展与改革的关系，使两者协调配合、互促共进，则成为了共同思考的问题。

  2013年3月14日，《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发布，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进的第七次政府机构改革。5月13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动员部署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工作，新一轮转变政府职能的大幕拉开。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政放权）则是转变政府职能的突破口，是释放改革红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一招，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棋”和转变政府职能的“当头炮”。

  “简政放权”是权力外放，是自我革命的开拓者。它能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它能更好地发挥地方的作用，激发内在活力；它能推动经济转型，释放改革红利、激发内需潜力、形成新动力。

  “简政放权”是强化管理，是保障民生的守护者。改革取消和下放权力是为了更有力地创新和强化社会管理，就是要编织一张覆盖全民保障基本民生的安全网。“简政放权”既是增强政府治理、建设现代政府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政府公信力、执行力和权威性，更好服务人民群众的有效保障。

  提高简政放权的“含金量”,确保改革“蹄疾而步稳”,考验着各级政府的执政智慧和改革决心。

  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国务院和国务院办公厅名义印发的文件进行全面清理。文件清理工作涉及的范围包括企业发展环境、三农、教育、医疗卫生、食品安全、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环境保护等方面，都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简政放权需要及时修改法律法规,确保简政放权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相衔接,并对已出台的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开展全面督查,改革的布局更为周密。

  第一是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凡是市场能干的就交给市场干，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政府要干那些市场干不了的事情。具体讲，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要减少政府对企业微观经济行为的过度干预，减少不必要的审批。

  第二是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原来政府包揽了大量的社会事务，现在要向社会下放权力，还权于民。这样不仅能减轻政府负担，还能培养公众的责任意识。

  第三是理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关系，下放权力，调动地方主动性，释放地方活力，并让地方政府的财力和责任相匹配；

  第四是理顺政府部门内部间的关系，解决职能交叉、职权不清、相互推诿扯皮等问题。

  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与之相关的管理机制也需要改革创新，包括良好的信息机制、决策机制、激励机制、绩效评价机制、监督和约束机制，这在政府机构职能转变中也同等重要。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它建立在重大前沿科技突破基础上，代表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新方向，体现当今世界知识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发展潮流，尚处于成长初期、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世界200多年的工业化历程，仅使不到10亿人口的发达国家实现了现代化，但资源和原生态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再也不能延续传统的经济稳步的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是现代化的永恒主题，人类文明进步呼唤着可持续发展和新科技革命，中国即将面临严峻挑战。要依靠科学技术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依靠科学技术形成少投入、多产出的生产方式和少排放、多利用的消费模式，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

  20世纪上半叶，发生了以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为核心的物理学革命，加上其后的宇宙大爆炸模型、DNA双螺旋结构、板块构造理论、计算机科学，这六大科学理论的突破，共同确立了现代科学体系的基本结构。自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尽管知识呈快速增长的态势，但是基本表现为对现有科学理论的完善，没有能够出现与这六大革命性的科学突破相提并论的理论成就或重大发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的沉寂”至今已经有六十余年了。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重要科技领域发生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已经初显端倪。这场新科技革命，将依赖现代化进程强大需求的拉动，将源于知识与技术体系创新的驱动。

  近代以来的历史，我们曾错失过四次发展机遇。如今，中国再不能与新科技革命失之交臂，必须密切关注和紧跟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大趋势，在新的科技革命中赢得主动、有所作为。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任务越来越艰巨，资源环境的制约越来越突出，国际经济和科技竞争的压力越来越大。只有加快体制创新和科学技术创新，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因此，在经济积极向好的趋势得以巩固的时候，应该而且必须开始考虑长远的事情。长远的事情是科技和教育。我们必须目光远大，把握机遇，在这场竞争中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差距。

  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新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数字创意产业、相关服务业等。

  2010年2月初发改委牵头成立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研究部际小组，成员包括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财政部等20个部委或单位负责人组成，旨在统筹安排，制定积极的政策，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科技含量高、市场潜力大、带动能力强、综合效益好等特征。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中心环节，必须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发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核心引领作用，结合实施产业发展规划，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强创新成果产业化，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要充分的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培育市场，规范市场秩序，为各类企业健康发展创造公平、良好的环

  要通过深化国际合作，尽快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提升我国自主发展能力与核心竞争力。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新特点，深度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积极探索合作新模式，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合作。

  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必须健全财税金融政策支持体系，加大扶持力度，引导和鼓励社会资金投入。

  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必须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