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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今天谈到中美关系的话题时会先入为主，经常把自己困在某种茧房里来理解，以至于我们在特定的方向上越走越深，却离现实越来越远。若无法抛开立场来看中美关系，你不仅看不清世界，也会看不清自我。
我主要从三部分来讲，第一部分是“作茧：人类的有限性”，第二部分是“破茧：抛开立场看中美关系”，这两部分主要是理清中美关系的一系列深层逻辑。把这些说清楚之后，我们进入第三部分“未来：数字时代的新挑战”。
宋代有一位老和尚说，我还没有悟道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但我悟道了之后，我“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等我继续悟道，到了更深层次后，我“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
但等到他悟道之后，会逐渐意识到，所谓的泰山实际是由无数石头以特定的形态堆积到一起的。老和尚实际上意识到了，原来所谓的泰山，只是我心里的一个概念，我用这个概念来称呼特定时期以特定方式堆积起来的一堆石头，是一种偶然性的存在，而我内心把观念和意象投射在这个偶然性的存在上面，所以并没什么本质性的泰山。
那为什么又会有“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呢？因为等到老和尚悟到山只在人的心里之后，就知道山不在外面了，但是很快又想到，原来所有人都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世界，世界以同样的方式在人们心中呈现出来。所以他意识到，虽然山只在我们心中，但由于所有人都以同样的方式在讨论山，实际上仍旧能有一种客观的山存在。
这个故事把人类的思维方法从最底层剖析了一遍，人类的认知方式，会有这样的递进，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完成这个递进过程。
这个“观念陷阱”其实有两重含义，一是生物学含义，人对于世界的感知方式跟别的生物有所不同。
二是人还有文化意义上的观念陷阱，每个人的行为逻辑、思维逻辑、行事逻辑等都受所处文化的影响。
人是囚禁在双重的观念陷阱中的囚徒，认知是有限的，对于世界的无限性要有敬畏。
文化意义上的观念陷阱可能来自两方面，一是纯粹的信仰、文化、宗教所带来的；二是我们过去的学习经历，掌握的理论带来的。我们怎么克服这种观念陷阱呢？
什么是共享的时空结构呢？比如20年前，电视是我们用来获取信息最重要的载体和通道，而电视里的节目都是由电视台规定的，你只能在被人规定的时间里去看些被人规定的节目，自由选择空间不大，但很重要的是，人们的线年时，一整个夏天几乎所有人都在讨论超级女声，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人们有着共享的话题，以及共享的空间结构。
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在讨论超级女声时，可能因为意见不一致吵起来，但我们除了在超级女声这一个话题里意见不一致之外，我们在很多其他话题的立场可能是一致的。所有这一切让人们的各种社交关系深度交错，使人们总有一种“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的顾虑，这使我们不会为了释放自己的情绪而跟别人彻底撕破脸，会主动节制自己任意释放情绪的冲动，努力通过理性方式解决。
首先，我们有了推荐算法，有了流媒体，你想看什么节目随时都可以看，不再受播出时间的限制，而且可看的内容多到无从选择。这时你可能就放弃选择了。而推荐算法推荐的内容非常符合每个人的口味，读起来觉得特别舒服，认为世界上的人跟你都一样，但实际上，你已经被自己的观念陷阱深深困在里面了。
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人们共享的时间结构被流媒体切碎了，对应的共享的话题也被切碎。
此外，人们共享的空间结构也不存在了。轻社交时代意味着人们在网上的身份属性极为单一——我跟你之间可能因为有共同的爱好而产生互动，但在这些爱好之外，如果我发现你还有对我来说很奇怪的一个喜好，我可能就把你直接拉黑，对我来说没有一点损失。这样，遇到不同观点时，人们就可能没任何动力节制自己释放情绪的欲望。
共享的话题、共享的时空结构都消失了，一种理性辩论的习惯和氛围也就渐渐消失了。而一旦出现大的黑天鹅事件，比如2020年疫情到来，一个巨大的公共事件瞬间把所有人的信息茧房全部击穿，每个人被迫从自己最习惯、最舒适的场域中走来，进入到一个公共空间，蓦然发现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跟我意见完全不一致的人，甚至我都根本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
要破茧，抛开立场来看中美关系。我们要破的第一个茧是什么呢？很多人认为，中美之所以在最近两三年看上去陷入尖锐对立状态，是因为“修昔底德陷阱”。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就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如果仅仅基于GDP就认为中美之间是修昔底德陷阱，就跟基于市值得出美团与海底捞必有一战同样荒唐。
很多人在近几年的中美经贸摩擦中觉得美国创新、中国生产、全球销售这样的结构未必保得住，因为贸易战太严重了，美国提高关税，一些制造业企业就往国外迁移，比如越南，有人也认为越南有可能替代中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前面所说的中美之间的非同态竞争关系的一个要素就会严重变化，所以我们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是否要保不住了？
三星手机转移到越南，到底是什么含义呢？2019年我到越南做调研时去过越南的三星工厂，结果发现，每天下午4点左右都会有很多集装箱卡车到那里卸货，卸下来的主要都是手机零配件，而这些手机零配件是是前一天下午在中国珠三角装车，第二天一早运到中越边境的凭祥口岸，通关后当天下午到达越南北部的三星工厂，天天如此。
以上这些条件，全世界只有中国齐备，所以其他国家的制造业很可能发展不起来中台，制造业就没有办法像中国一样做得轻，迭代和创新效率就低，所以他们只能嫁接在中国这里，这个嫁接过程就意味着溢出。
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发生了如此多的乱象，原因在于，美国社会存在严重的撕裂，这种撕裂不意味着衰退吗？并不是，反而恰恰证明了美国创新能力的强大。
可问题是，从1到N的创新今天出现在中国。这就意味着，美国越是从0到1，中国这边的从1到N越是被拉动，中国的财富扩散效应很好，而美国的传统产业逐渐衰落，因为创新产业跟传统产业之间的相互关联变得越来越小。从而引发了严重的社会撕裂，而这种撕裂的政治表现就是这几年美国民粹主义的盛行。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个前提，海战跟陆战的逻辑是截然不同的，海洋上一定是独霸的，而陆地上大概率会多雄并立。
但在海上就不一样了，当然这里所说的海上不是近海，而是公海、远海，近海在今天用岸基导弹是可以覆盖到的，可以视作陆地的某种延伸。公海没有一点山川险阻，战争一旦打起来，那就是歼灭战，失败的一方即便有再多重型军舰也没用。歼灭战结束后，只会剩下唯一的霸主，没办法多雄并立。
这也就意味着，军事霸主要维系海洋霸权很烧钱，而贸易闭环上又出现了缺口，于是，大量新的谈判空间就浮现出来了，这恰恰是中国的机会，抓住这个机会的前提是知道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什么是我们能期待的，什么是不该期待的。
从1950年到1970年代尼克松访华前，是中美对抗时期。最初中国跟苏联结盟，后来中苏分裂，美国转而跟中国合作。
从1970年代到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是中美合作时期。在1980年代将近10年的时间，中美是一种蜜月关系，但这种关系在冷战结束后就结束了。
中美之间实际上是一种深度的相互依赖关系，而这种关系又构成一种相互威慑，实际上也就催生出中美双方之间的共同利益。
拜登上台后不想只做一部分美国人的总统，而想做全美国人的总统，这也就意味着，下层这部分人也必须照顾到，所以在政策上跟特朗普时期相比不可能发生180度大转弯，而是存在某种延续性。
我们一定要看到这样结构性的关系，才能找准中国在其中应该怎样做，以及在这个背景下，企业和个人该如何选择。
不同国家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层面都有差异，而这种差异在传统经济时代，基于国界都可以形成物理性的隔离，但数字经济时代就不一样了，数字经济的特征是数据都在跨国流动，完全不受任何国界的限制和约束，而不同国家在数字安全、隐私等保护方面的规则大不一样。而这些管理规则的区别又通过数据进行跨国传递，形成很强的制度溢出效应。
所以2020年7月23日，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了一个讲话，提出“干净网络宣言”——我们要干净的APP，干净的APP Store，干净的运营商，干净的海底电缆，干净的云计算等。实际上列出来的这五条都指向了我们该如何确保数据跨国流动，不至于产生制度溢出效应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认为这是美国提出的一个真问题，别的国家可能也会有这样的诉求。
因为这个方法跟互联网产业的产业特征是尖锐对立的，互联网产业跟传统产业有个很大的区别，传统产业是边际效益递减的，而互联网产业边际效益递增——网络规模越大，网络的价值也就越大。只要是边际效益递增，最终一定是以全球为运营空间，不可能以单个国家为运营空间。所以想要斩断互联网产业的全球性运营，跟这个产业的技术逻辑相矛盾。
我们可以用一个案例来解释。欧盟在2018年出台了一个政策，要求谷歌不得强迫所有安卓手机厂商捆绑安装GMS、Chrome以及Google Search，原因在于，安卓系统是由谷歌开发的，但它是个开源系统，谷歌不会就安卓系统来收费，那谷歌怎么盈利呢？它就要求所有安卓厂商都要装上GMS，可以简单把它理解为谷歌的应用市场，除此之外，谷歌还要求所有安卓厂商安装谷歌浏览器、谷歌搜索。对谷歌来说，只要这些都安装了，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掌握了用户跟互联网接触的所有入口，其中就有很多商业机会。
可欧盟认为，谷歌涉嫌垄断，对消费者不利，所以要求谷歌不得再强制安卓厂商捆绑安装，否则就进行高额罚款。于是，谷歌出了一个更有想象力的办法——要求所有安装GMS的安卓手机厂商必须向谷歌付费，基于设备的不同，付费规模从10美元到40美元不等。对于安卓手机厂家来说，生产手机是微利行业，这样的高收费让他们装不起。
如何保证数据的中立性？可能我们应该一种全球数字治理联盟来确保数据的中立性。什么叫全球数字治理联盟？
去年我在关注字节跳动跟美国博弈的时候，受到那个案例一些启发。之前字节提出过很多方案，试图跟美国去讨论、去妥协，但是美国始终没有接受。一直到9月下旬，字节提出一个新的方案，要跟美国的甲骨文公司合作，把Tik Tok的数据都委托给甲骨文，由甲骨文作为Tik Tok的数据监管商。只要能做到这一步，对美国来说数据安全性就有保障了。
看到这个方案后，我当时就认为，我们也可以用数据监管商来回应对制度溢出效应的担忧。但甲骨文不是一个好的选项，因为甲骨文还是个美国公司，我们应该在中美两国之外去寻找那种有中立性的、公信力的、各方都可以完全放心的数据监管商，比如欧洲、日本、韩国、新加坡等。这个数据监管商类似于会计师事务所的功能，数字巨头可以向它想要进入的那个国家提出选择哪个数据监管商作为合作伙伴，这样就可以确信我的数据对你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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